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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回舌战群儒城门徙木
颁垦草令国力大增
话说秦国的文武群臣，见秦孝公一连三日不上朝，不知出了何事。这日，秦孝公突然升殿，群臣皆集聚于大殿之上，只见秦孝公说：“诸位爱卿，寡人有一事不明欲请教之。当今天下诸侯纷争，七强并立，而秦国最弱，何耶？”群臣闻听纷纷私语，皆不知该如何回答。
秦孝公见群臣议论纷纷，没有确切的回答，便制止群臣的议论说：“诸位爱卿不言，寡人知也。中原诸国之所以国富兵强，皆因实行新法所致矣。昔寡人意欲变法，只是无人可助之。今寡人得一天下奇才，助寡人变法，行富国强兵之道也。”然后，将公孙鞅请出，介绍给大家。群臣看到公孙鞅，无人相识，亦未听说过此人。仔细观之，虽然是相貌堂堂，仪表人才，可是毕竟太年轻，皆不屑一顾。
秦孝公接着又说：“寡人与公孙先生叙谈三个昼夜，顿开茅塞，若行富国强兵之道，唯有破除旧制，建立新法，以宣扬国君之威德，教化万民，大兴农战哉。不知诸位爱卿以为如何？”这时，站在台阶上的公孙鞅唯恐一些反对变法的大臣出面阻挠，动摇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便首先说：“主公，臣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怀疑自己行为之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怀疑自己事业之人，亦不可能成功。’因而，请主公不可犹豫，尽快下定决心实行新法，无须顾虑天下人之议论、批评也。臣还闻知：‘行事高明之人，往往会遭到一般人之讥笑；有独特见解的人，开始时总要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和诽谤。’俗语说：‘愚笨之人，在事情办成之后还不明白；而聪明之人，在事情发生前，就能有所察觉。’因此，不能与那些愚笨之人商议事业的开始，只能让他们享受事业成功之后的果实。所以，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要效法旧制；只要对庶民百姓有利，就不必沿用旧礼。请主公对变法之事勿再犹豫矣。”
大夫甘龙听罢公孙鞅之言，心中非常不乐，便接过来话语说：“臣以为，公孙先生所言非也！臣曾听说过：‘圣人不改变习俗，以教化人民；智者不改变旧制，方能治理好国家。’依照人民的习俗来教化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按旧制治理国家，各级官吏皆熟知，万民亦会安定。若改变万民熟知之礼法，不遵循秦之先贤传之古制，天下人皆会议论，主公忘其先祖也。因而，古制、礼法不可废也。望主公三思而行之。”
公孙鞅听罢驳斥甘龙说：“大夫之言差矣，此乃世俗偏见也。一般人只知安心于旧俗；读死书之儒者，局限于一孔之见，这两种人固然跳不出古制的约束也。若使此等人士治理国家，只能按常规、旧制，循规蹈矩，何以谈富国强兵乎？因而，不能与此等人商讨变法、改革之大事矣。夏、商、周三代，可以用不同之礼制而王之，统一天下；春秋之五霸，亦用不同之法度而称霸于世，号令诸侯也。所以，智者是依据形势之变化而制定法令；愚者只能受旧制、礼法之制约，不思进取，故不变也。因此，请主公不要听信那些因循守旧之语矣。”甘龙被公孙鞅驳斥的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好怏怏而退。
这时，在甘龙身旁的大夫杜摯见此，非常生气，觉得公孙鞅过于年轻狂妄，竟敢鼓动秦孝公更改旧制、礼法，此乃大逆不道之举也，岂能不阻之？便上前说：“臣以为，当今秦国乃七强之列，不可言为弱；领地之阔，不可言小。若守古制、礼法，可国安民定，以观天下也。臣曾听说：‘利益不到百倍，不可变更法度；功效不过十倍不可改换器用。’臣还听说：‘效法古代不会有过失，遵循旧礼就不会出现差错。’因而，望主公深思熟虑而行之，万不可轻信狂妄小人之佞言也。”
公孙鞅听罢杜摯所言便又驳斥说：“大夫所言差矣。何为古代？何谓效法古代无过失乎？世人皆知，前世各代皆为古也。而各代所行之礼教、法度皆不同也，当效法何代为最佳乎？昔各代帝王所施行之法令，并非是丝毫不差的相互承袭。伏羲、神农治理万民之法，是教化；黄帝、尧、舜治理万民之法，虽然开始使用刑罚，但不牵连旁人；后来到了周代文、武二王时，又依据当时之情况制定了礼教。这就是说，历代各礼法皆是因时因势而定之，方能各得其宜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矣。其实，各种兵器、铠甲、装备等器物之变化，亦是为战时使用需要而变化。所以说，治理国家之方法未有一成不变之理，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皆未效法古代，同样称王，国家昌盛；夏桀、殷纣并没有改变旧制、礼法，亦同样身败国亡。由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古未必对也。望主公变法之心勿便哉！”
杜摯被公孙鞅一席话驳斥得哑口无言。其他一些反对变法之人，见甘龙、杜絷如此能言善辩之人，皆被驳斥的无言以对，皆不敢再言。秦孝公见群臣皆不言之，便说：“公孙先生所言正和寡人心意也。寡人亦曾听说：‘居于穷乡僻壤，或居于偏僻小巷之人，往往容易少见多怪；学识浅薄，或见识不广之学究，常常进行无益之争论。愚蠢之人感到高兴之事，正是聪明之人认为可悲之事；狂妄之人感到快乐之事，正是贤能之人所忧伤之事也。’因此，寡人决心不管什么人反对变法之事，寡人亦决心施行变法。望众位爱卿全力支持寡人之变法焉。”这时，文武群臣闻听秦孝公决心变法，皆不再言。
秦孝公又对群臣说：“寡人欲在秦推行新法，所依之人，乃公孙先生也。因而，以公孙先生之才当委以重任，寡人欲拜公孙先生为左庶长如何？”群臣之中有一些对公孙鞅之才，很是敬佩，但是反对的人数也不算少，只是惧秦孝公之威，不敢公开反对罢了。而公孙鞅见此却推辞说：“主公，此举不可也。臣初到秦国，尚无尺寸之功，何以敢居左庶长之高位乎？”秦孝公却说：“先生不必推辞，以先生之才足以胜任矣。”公孙鞅连忙解释说：“非臣有意推辞也。臣与主公有约定在先：无论何人，非立大功者，不可身居高位也。今新法未行，臣无尺寸之功，故不可身居高位矣。”
秦孝公与群臣闻听公孙鞅之言，皆敬佩之，能以自身而实践言行，确实难得也。秦孝公仍然坚持说：“若行新法，先生若无职权何以行乎？”公孙鞅又解释说：“主公勿虑也。只要主公行新法之心不变，臣可以客卿之名而助之。待新法推行，收到功效，臣立功之后，方能居此高位矣。”秦孝公闻听所言有理，便点头应允。
公孙鞅奉秦孝公之命制定新法，亦非轻易之举，首先要了解秦之旧法，然后再前往秦国各地考察，了解秦国万民之状况。公孙鞅经过了近二年的调查研究，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了一套新法，然后呈与秦孝公。秦孝公将新法捧在手中，细细读之，心中甚是欢喜，对公孙鞅说：“秦有此新法必兴也。”公孙鞅却说：“主公勿喜也。臣曾言之，制新法易，行新法难矣。”秦孝公听罢说：“爱卿所言甚是也。依爱卿之意新法当何以行之？”公孙鞅回答说：“历代以来，政令乃上出，而庶民百姓皆不知也，然而，有些虽知之，但多不能行也。此乃无信于民所致矣。今若行新法，首要者，取信于民也。”秦孝公问：“依爱卿之意，何以取信于民乎？”公孙鞅便将如何取信于民的办法细述一番。秦孝公闻听非常满意，便说：“若如此，当速行之。”
第二日清晨，公孙鞅带领几十名兵士，扛着一根高三丈的木杆，来到栎阳城南门，将其立于城外。只见木杆之上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道：“能将此木杆徙至北门者，赏予十金。”过往南门的行人见此非常好奇，皆驻足观看。过了一段时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皆议论纷纷。
这时，一人说：“此木杆并非沉重不可徙，何以重赏十金乎？此乃不可能也。”另一人亦说：“此十金重赏唾手可得也，何以能如此轻取乎？”一人又说：“如此轻巧之事，必难行之，祸兮，福兮难测也。”围观的人虽多，但皆用怀疑之目光观之，无一人上前徙木。看守木杆的官吏及兵士只守在那里，亦不解释。
直到中午之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少，木杆仍然是直立于栎阳城南门之外，无人徙之。看守木杆官吏无奈，便回报于公孙鞅。公孙鞅闻听心中暗想：“庶民百姓皆围观而不敢徙之，必是对木牌之告示不信任。此乃历代秦君不能取信于民之故也。俗语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若再加些赏金，不怕无人徙之。”于是，公孙鞅与那官吏一同来到栎阳南门外，将告示牌上的赏金，由十金改为五十金。
消息很快在栎阳城传开，人们纷纷前来围观。一些人在下面悄悄议论说：“十金已多矣，又何故改为五十金，岂不更多乎？”公孙鞅看着人们那惊疑不定的眼神，解释说：“此木牌之告示，勿疑之。此告示，如同日后秦君所颁布之政令，皆言出必信。若以五十金而取信于民，非重也。”这时，从人群之中走出一名粗壮汉子说：“秦之法律素来无重赏，今日忽出此告示，其中必有奥妙也。吾虽无意获得五十金重赏，但若能获一些薄赏足矣。”说罢上前将那木杆扛起，毫不费力，很快就来到了栎阳城的北门。围观的人们皆以好奇之心，跟随那壮汉同至北门。公孙鞅见此非常高兴，便与官吏及兵士亦随之来到北门，命人取出五十金当众赏给了那位壮汉，并夸奖说：“真乃好汉也，日后必为秦君所用矣。”然后，又对众人说：“从今以后，秦君所颁布政令，必明示之，言必信，行必果，望勿再疑哉！”众人听罢皆点头称赞之，对那位壮汉的大胆行为亦是敬佩，而对于自己未敢上前徙木，错过了发财的机会，亦有些懊悔。
“城门徙木”之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人们皆议论之，“当今秦君之政令，果然是言必信，行必果，以‘城门徙木’之事可见之。”秦孝公闻知非常高兴，便召公孙鞅商议颁布新法之事。公孙鞅却不急于颁布，解释说：“主公勿急也。政令乃大事，不能有丝毫差错。一旦颁布，便不能轻易更改。容臣再斟酌数日，再奏明主公矣。”秦孝公见公孙鞅如此谨慎，知事关重大，便说：“爱卿所言甚是。寡人唯爱卿之命而听之。”
数月之后，公孙鞅将新法修改后呈于秦孝公。秦孝公看罢觉得各项法规非常得当，便急欲颁布之。公孙鞅却说：“新法甚繁，臣民恐一时难以接受，当先颁布与庶民百姓最为相关的《垦草令》也。”秦孝公闻听甚觉有理。由此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和准备，于秦孝公三年（前356年）在秦国颁布了《垦草令》，秦民闻知皆前往栎阳城南门观之。只见《垦草令》中写道：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
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
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秦民看罢《垦草令》后，多数人是拍手称快，特别是重农抑商对庶民百姓十分有利。《垦草令》很快在秦国的各地施行，使秦国的农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势日渐强盛。
自从公孙鞅弃魏奔秦之后，当魏惠侯得知公孙鞅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并准备在秦国推行新法，心中也有些懊悔，于是，启用大夫白圭为相国。
这位白圭在历史上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白圭乃东周洛阳人，名丹，字圭，有“商祖”之誉，是中国古代经商的代表人物，还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鼻祖。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失战机。他把经商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还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封其为商圣。他的理财思想就是对现代人也有指导意义。
周显王八年（前361年），魏惠侯为了躲避秦、韩、赵三国对都城安邑的威胁，决定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周显王九年（前360年）），魏惠侯有命相国白圭在大梁主持兴修水利，修筑黄河大堤，以防水患，开凿运河，沟通黄河于圃田湖（今河南中牟县西）。周显王十一年（前358年），魏惠侯为了加强对秦国的防御，命将军龙贾在河西修筑长城（今陕西东部的西洛水东岸，南北向，南起华山以西，北至洛川以北）。
秦孝公四年（前358年），秦孝公为了给公孙鞅立功的机会，开始对外用兵，便选择了三晋之中相对力量比较薄弱的韩国为攻击对象。于是，命公孙鞅为大将军，公子少官为副将，率秦军五万兴师伐韩，与韩军战于西山（今河南西熊耳山，卢氏县一带）大败韩军。
韩昭侯自从即位以来，一直不敢对外征战，此次秦、韩西山之战，韩军大败，没想到给韩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宋桓侯见有机可乘，便于周显王十二年（前357年）也兴师伐韩，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魏惠侯也趁火打劫，兴师伐韩，攻取了朱邑，又围攻宅阳（今河南荥阳市一带），韩昭侯无奈只好与魏惠侯在巫沙会盟，魏才撤兵解围。
自从《垦草令》颁布之后，经过几年的推行，使秦国的国力大增，秦孝公心中欢喜，决定将公孙鞅制定的新法全面推行，并于秦孝公六年（前356年）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实施变法。
欲知公孙鞅此次又颁布何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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