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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禹一家人刚走出医院大门，一位双臂套着套袖，年纪和妈妈相仿的阿姨，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女孩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林姐，小禹怎么样了？听说被人打破了头？他奶奶的，看我哪天不逮住那个小王八羔子，扇烂他的脸！”来者是个大嗓门，也不看路，风风火火地就往前闯，差一点和彭禹撞在一起。
彭禹慌忙向后退了一步，避开她的冲击；仔细一打量，彭禹认了出来，这不是经常来自己家串门的杜阿姨吗？杜阿姨在农垦部的幼儿园工作，性格大大咧咧，而妈妈是行政科的编外勤杂工，两个人的关系好的就像亲姊妹，见面无话不谈。至于她怀里的小女孩，那不正是自己的妹妹，年龄才三周岁半的小彭芳吗？
看见妹妹，彭禹大喜。
从小到大，彭禹可亲这个妹妹了，上树掏鸟窝，下水抓鱼虾，打沙枣，挖蜜奶奶（一种沙漠里的植物，根部甘甜，汁水如乳）、摘枸杞……总而言之，只要有什么好吃的，他首先想到的都是妹妹。记得有一次上山，他抓回一大捧登登山（一种像蚂蚱一样的昆虫，个头比一般蚂蚱大，北方山里常见），拔下它们粗壮的大腿在篝火上烤熟，然后递给妹妹吃，把妹妹漂亮的小红脸蛋儿弄成了花里胡哨的小花猫。在上一世，妹妹虽然嫁到了邻省，但是仍然每周都打好几个电话过来问候，逢年过节，更是亲自来或者委派外甥女，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他；对了，就在上一周，妹妹还和他商量好了，说要在国庆节带着全家过来，再把姐姐彭薇一家叫来，大家一起在正阳市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可是世事无常，彭禹意外地穿越了，或者说被人打死了，不明就里的妹妹如果看到他遗留在上一世的那具冷冰冰的尸体，指不定会伤心成什么样子呢！
“杜阿姨，我没事。”彭禹随便打了个招呼，向妹妹张开了双臂。妹妹一见彭禹，高兴地又叫又跳。
‘哦，小禹，没事了？头上的伤厉害吗？”杜阿姨将小芳递进彭禹的怀里，关切地问。
“就流了几滴血，小事一桩。”彭禹一面抱着妹妹亲吻她红润的小脸蛋，一面回答说。
“那也不能大意，小心保护好伤口，千万别得了破伤风。”杜阿姨吩咐完，不再理会彭禹，拉住妈妈的胳膊，边往家里走，边叨叨家长里短。
一天没见哥哥，小彭芳想得不行，她紧紧地偎依在彭禹怀里，用小手揪着他头上的绷带，好奇地问：“哥哥，这是什么？”
“这是哥哥的新帽子，好不好看？”彭禹亲热地捏了捏妹妹水嫩的小脸蛋，戏娱地说。
“不……不好看，一点……一点都……都不……好看。”小彭芳嘴里咬着指头，绷起小脸，正经八百地评价道。
彭禹哈哈大笑：“你要是觉得不好看，那过两天哥哥就把它扔了；你说好不好啊……”
……
农垦指挥部设在来东镇，在没有成立农垦指挥部之前，这里是个小山村，人口不过百；自从前年上半年，也就是1973年1月份成立农垦指挥部以后，这里才兴旺起来。通过两年多的建设，指挥部办公区、农垦机械维修站、种子实验培育站、农产品加工厂、工人宿舍区、粮站、砖瓦厂、百货门市部等等一一建成，人口也增加到了几百人，这才好歹有了一点镇子的模样。
在上一世，这里属于正阳市的虎山区，2010年一过，这里就变成了巨大的工地；一时间，大片大片的高档豪华住宅区、四横四纵的繁华商业区、医院、公园、大酒店等等拔地而起，变成了寸土寸金的新兴开发宝地。彭禹清楚地记得，那时，这里变成了富人和官员们的聚集地，房价也高的吓人，一座普普通通的三、五十层电梯楼，每平方米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万元以上，让像彭禹这样仅仅靠着微薄薪水生活的普通市民们望而却步。
那个时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建设大**的时候，每户人家都得到了不菲的拆迁款；凡是原住户，几乎每户人家后来都分到了大平米的高层楼房。其中有一家姓白的思想活套，在大开发之前，神差鬼使地买下好几户他人搬迁后处理的房子；等大开发开始时，他家从开发商那里居然得到了400多万元的拆迁款，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
相比起来，彭禹家却倒霉得很。母亲在1990年5月份去世，年仅52岁；而比母亲大8岁的父亲，也于1999年底，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那个时候，比彭禹大两岁的姐姐彭薇和妹妹彭芳相继出嫁，而彭禹因为毕业于本地师范学校，分配到了向阳中学任物理教师，每天都住在学校里，所以，家里的老房子就空了下来。后来，彭禹和姐妹经过商量后，决定把老房子卖掉；遗憾的是，原农垦指挥部的老房子太破旧了，再加上地势偏远，根本卖不上好价钱，最后仅以3200元的价格，卖给了外来户。
当老白家赚了大钱的消息传出后，彭家兄妹着实郁闷了一阵；但是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出现这样的偏差，只能怪自己不长后眼，时运不济了。
闲话短说，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彭禹一家回到了家里。
其实，彭禹家距离农垦指挥部医院并不远，向西一拐，过了一道小桥就是，距离不过一里多一点。
那时的农垦居民区住宅相比之下还是很不错的，布局规范，房子看上去也漂亮。住宅区由东向西分成四组，每组八栋房，每栋居住七户人家，家家都是那种由红砖垒到一米五高，然后再用土胚垒到顶，房顶上一律铺设红艳艳的大瓦；为了增加美感和耐腐蚀性，土胚不管是墙里墙外，全部用白灰膏覆盖得严严实实。那时候，这种房屋有一个通称，叫做“穿鞋戴帽”。
相较之下，居住在南边不远处的红旗村就差远了，人们还是住着那种用土胚垒成的窑洞，而且下半截还埋在地表之下，上面只露出一米高的房顶，样子又旧又破。
除了这些以外，给彭禹印象最深刻的，是散布在住宅区西南和北方的树林子；那里长满了沙枣树、柳树、榆树、槐树、杨树、杜梨树，还有一小片桑树。每年春天来临之后，大片大片的沙枣花相继绽放，一股股略带甜涩味道的浓郁芬芳，从朵朵漂亮的小白花里散发出来，熏香了四野，熏染了村庄，也熏醉了人们。
麦田收获完毕，高粱颗粒归仓；用不了多久，也就到了沙枣、杜梨和桑椹逐渐成熟的季节。
每到这个时候，彭禹中午一放学，就会和同学伙伴们兜里揣着小布口袋和玻璃罐头瓶子，兴高采烈地涌进树林里，摘取沙枣成熟的果实、酸甜的杜梨和肥嫩香甜的桑椹，然后拿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分享。沙枣吃不完，可以去卖钱；有好几回，彭禹扛着一小口袋沙枣，怀里揣着一叠裁好的报纸，相邀上小伙伴，说说笑笑的步行十余里，去市区中心的电影院门前摆摊。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可没有像现在的机器爆米花、五香花生米、棉花糖或者五香大瓜子等这类的零食，有的也就是秋后的沙枣，冰糖葫芦，就连炒葵花籽也很少见。
要想挣钱，你就得必须提前1小时赶到电影院，找好地方后，用报纸把沙枣卷成一个个大小差不多的小桶，然后以每桶5分钱出售；等到电影快要开演的时候，沙枣也就卖得差不多了。几乎每一次，彭禹都能挣到三四块钱；除了把大部分钱交给妈妈，他还能得到几角零花钱。别小看这几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这可是普通人家一笔不小的收入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每个月也就挣二十来块钱。平均下来，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一天还挣不到一块钱。
再后来，沙枣的价格涨到了1毛钱，或者1毛5分钱,；不过，那已经是彭禹上中学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