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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宫变：血溅屏风
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杨坚驾崩。太子杨广“继位”，登基，是为炀帝。
首先，我先说明白。我对炀帝之评绝非后世之谩骂，也绝非后世之赞颂。
另外，我所要说的，是一个个客观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大是大非我没有任何资格下定义，没有任何资格评头论足。当然，也不可能有资格。我所说的，只是尽量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去评说他们。
正文。
是年年初，杨坚在仁寿宫患病，“疾难愈”。文帝卧病三月，于七月病情加重。
此间，那表面上温文尔雅、仁爱孝谨的杨广终于露出了他荒淫无道的一面，非礼自己亲父亲的妃嫔。
消息传到了杨坚的耳中，他先是一怔，他是在不相信他那个好儿子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左右侍奉的宫人与前来哭诉道“太子无礼！”的宣华夫人一再确言。
杨坚大怒。
老子还没死呢就在老子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要是等老子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他用尽气若游丝的气力拍打着桌子：“畜生，怎能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误我！”纵是恨铁不成钢，纵是看错了人，始之冤枉了杨勇，然为时晚矣。
他叫来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命二人修书诏杨勇（原太子，被废为庶人），并废掉太子杨广。亦侍奉在杨坚身边的太子死党高官杨素闻讯，随即告诉了杨广，与太子协谋矫诏，赐死杨勇。并放柳述、元岩入狱。
杨广、杨素谋划对策，矫诏令东宫士兵守卫仁寿宫，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负责，又命令张衡时刻守候关注隋文帝的病情。
不久，七月丁未日，文帝杨坚在这天晚上驾崩，故，朝廷内外、市井坊间有很多非议。皆说杨广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弑父。另又说是张衡弑君。杨广弑父在《隋书列传第十三》杨素传、《隋书列传第十》杨勇传、《隋书列传第二十一》张衡传、《隋书·后妃列传》等《隋书》章节中也有多处记载。唐人在《通历》中则记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在《大业略记》中记文帝被张衡毒死。
隋唐第一疑案大致如此。
仁寿宫变，文帝之死自然是个千古疑云谜团，但肯定非杨广则张衡或其他人，绝不会是自然死亡。史皆云“暴崩”。
杨广绝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美姿仪，少聪慧”，又是当年南下灭陈的一大功臣，他进谗言，让父母立下了废杨勇的决心。他虽然已是铁定的东宫太子，只需要等老子死了就可以登基继位。但他却没有这个耐心。
大家可能会想，既然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还急个什么。可关键就是这“父死子继”。
隋人平均寿命（除去孩童早夭等特殊情况）有五六十岁。杨坚60出头，身子也不是很好。杨广也已经是35岁的人了，虽说不久他就能熬到老爹殡天，然后登基为帝。但，他早已迫不及待了，杨广此时五去其三，出于对人生的自负，出于对时间的焦虑，出于对地位飞跃的欣喜若狂，他巴不得上一秒老爹死了，下一秒就能登基做皇帝。
隋炀一直怕的是什么？他怕日久生变、夜长梦多。废太子党的党羽拥立废太子登基。
按照史料记载杨坚死法数多，有以下记说，不妨看看：
一、正述：久病驾崩说
乙丑，诏赏赐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引自《隋书文王本纪》）
二、最常见的：杨广夺储戏母弑父说。
1）隐讳点的：不知其所死
“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严出阁为勒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与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广。”（引自《隋书后妃列传》）
2）（戏容华夫人蔡氏）鸩毒说
“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篓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名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引自《大业略记》隋末唐初赵毅）
3）碜人恐怖点的：（戏宣华夫人）刀砍斧劈说
“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引自《通历》中唐马忠）
三、杨广怕兄弟宫廷政变提早正下手弑父说，后人推测，不合理，故不录。
四、杨广怕宫廷政变幽禁其父愤病交加致死说，见蒙曼《百家讲坛》。
五、纵欲过度致死说。见《隋文帝死因质疑》郑显文。
以及各种信史、野史对此事均有记载。统计了一下，多以弑帝为主载。好，那就根据这个推下去。此种说法基本公认文帝为他人所杀，不过其人绝是非杨广，他还没有暴戾到这种地步，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明君，一个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比肩的有为之君，他也认为以自己的才干定能如此。
如果他弑父定会招来天下人的唾骂，魏晋南北朝以来积蓄的忠义之风最鄙夷的就是这种不忠不孝不义之事。如果杨坚的死是他人的说法成立，杨广绝不会做出这种事，这件事应该是张衡或是文帝别的近臣、近侍。
后妃列传载：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上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迄，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栗。
这段资料非常流行，也是很多电视剧或小说非引用不可的资料。这段资料一下子就将杨广的正常即位拉到了篡位，这暗示著隋文帝的死可能不是善终。如果不是被杨广恶性“活活气死”，那就应是他人所弑。
在杨素列传还记载了另一段说法：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杨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议论。
这里面说杨素为了向杨广报告某些事（一般认为是讨论杨坚的病情甚至是讨论后事），将状况写在信上，想不到此信误送到文帝手上。文帝大怒，认为这是杨广一党在诅咒自己快点死去，正好又发生了纯夫人遭调戏一事。遂下令用杨勇换掉杨广。杨广支开其他人，并派张衡侍奉文帝，不久文帝就驾崩了。值得注意的，史书记载，杨素在死前说：“我难道还想活下去吗？”，拒绝治疗而死。
这两段资料都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张衡。他死前侍奉文帝，文帝的死他应该最清楚（假如列传说的是事实），如果文帝是被弑，凶手应当是张衡。他在杨广即位后八年被处死。死前大喊：“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行刑者吓的捂住耳朵不敢听，立刻将他杀死。似乎张衡有替自己的“罪行”后悔之意。
隋书虽然将这几段资料写入，但是我们总得知道这些资料的来源。毕竟杨广即便真的杀害父亲，他也肯定是秘密进行的，怎么会让别人这么清楚的写进史书呢？目前指控杨广弑父自立、较具代表性的资料是李密的檄文、大业略记、还有通历。
《为李密檄洛州文》
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难容。
《大业略记》
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十八日，发丧。
《通历》
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究竟何许人也，为何原因而死。迷也，史料其实多不可信。
后人有说云，文帝自然死亡，杨广弑帝说法是唐朝的捏造污蔑栽赃。此说或可信度更高，不假，综上列举史料，指杨广弑帝说多为唐修之书。其意不明觉厉，是要据此说贬隋尊唐。
一友云：
“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但这一点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词，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人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来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文帝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是也罢，对也止。公元604年8月13日杨坚逝于仁寿宫大宝殿，享寿64岁，葬于泰陵（位于今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乡双庙坡村，为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氏的合葬墓）。
“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乖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抚绥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士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壁填於内府，吴姬满於椒掖，仁寿雕饰，事埒倾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己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幸，树立大量所，功臣良佐，剪灭无践，季年之失，多於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
“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杨坚一世聪明，他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灭南陈，成功地统一了自东晋以来南北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他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政治方面，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试行了科举制度，选拔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大大削弱了世族垄断官吏的现象，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世族大家从此没落，一蹶不振；经济方面，他使隋朝成为了盛世之国，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宋末元初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在魏晋南北朝人口大消亡之后又答到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杨坚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1978年所著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排行第82位。
然而，他却在继承人与驭臣之术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唏嘘，由此可见人的识人之术往往比才干更加重要。
当然，废太子杨勇也绝非什么善类。史家多以杨坚废杨勇而立杨广为一失策之大误。吕思勉先生对于此事做过一个很简单明了但一针见血的评价：“隋文帝的废太子勇而立炀帝，读史的人，皆以为失策。然而太子勇是个什么样人？立了他，又有什么好处？我说：这时候还承南北朝的余风，太子勇是北齐文宣帝一流人，炀帝是陈后主一类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既然要行‘君主世袭’之制，这种事情，是无可如何的。”
是也罢，非也罢；功也罢，过也罢。是年，杨广登基，改元“大业”，开始了他十四年的皇帝统治生涯，以他前三十五年所积蓄的所学所识。
次日，广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