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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担心萧华再次被叛军俘获，便让崔光远接任魏州刺史，并将萧华召到相州，安置在军中。
乾元二年（759年），九节度兵败相州。萧华返回长安，因曾接受叛军任命的官职，被降为秘书少监，但不久便升任尚书右丞。后来，萧华出镇河中府，担任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上元二年（761年），萧华被拜为宰相，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并监修国史。当时，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倚仗恩宠，求取宰相之位，并讽劝裴冕，让他推荐自己。萧华正色拒绝，因此得罪李辅国。
宝应元年（762年），李辅国上奏皇帝，称萧华专权，要求免去其宰相之职。唐肃宗不许，李辅国便再三上奏，并推荐元载。唐肃宗无奈，只得将萧华罢为礼部尚书，任命元载为同平章事。
同年四月，唐肃宗病逝，唐代宗继位，李辅国因拥立之功被拜为宰相。元载迎合李辅国的意旨，将萧华贬为硖州员外司马。后来，萧华病逝于硖州贬所。
肃宗末年，李辅国日渐骄纵，竟向皇帝求取宰相之职。肃宗忌惮他的兵权，不敢直接拒绝，委婉地道：“凭你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只是不知道朝中重臣的意见。”李辅国便去游说尚书仆射裴冕，想让他推荐自己。肃宗私下对萧华道：“李辅国想当宰相，如果裴冕等大臣呈上荐表，那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他了。”萧华询问裴冕，裴冕道：“没有这种事，我宁可砍断胳膊也不会让李辅国拜相。”李辅国在肃宗朝始终未能拜相，并因此怨恨萧华。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斗争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力政治的斗争形式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文中所提到的萧华便是萧沅的唐兄，我们将在一百一十四章中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