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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自从经历了耶律楚材的哪次上课，从窝阔台时代起，就已经开始起用汉人。但是，这些汉人的地位并不高，还不如西域的色目人，只能排在第三位，充当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僚属。
咱们的有些儒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们始终抱着儒家的宗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在这片东亚的土地上，这个“国”、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儒生们经常按他们的需要来解释，自己也经常把它弄得很混乱。
姚枢就属于这类人中间的一个，他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长在洛阳。窝阔台为汗时，由他人保荐，当了燕京行台的郎中。但他很快因不肯与上司同流合污贿收钱财，而弃官退隐于辉州现河南辉县。不久，忽必烈听到了他的名声，就派人把他请去，这个时候，蒙哥还没有登上汗位。
姚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在忽必烈登上帝位的过程中，至少两次给予老忽极其重要的指点。
“宪宗即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有世祖领之。世祖即奉诏，宴群臣，酒罢，遣人止枢，问曰：‘顷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对曰：‘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于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但总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计之上者也。’世祖大悟，曰：‘此吾虑所不及者。’乃以闻，宪宗从之。”
蒙哥即位之后，下旨汉地的事务由忽必烈全权处理，老忽开宴与众人庆贺。但酒后，他把姚枢留了下来，并问道：“刚才兄弟们都很尽兴，只有你好象兴致不高，怎么了？”姚枢就告诉老忽：“如果要论地广民富，当今天下有超过中原的吗？现在连兵带民好处都被你得到了，蒙哥他不就变成瞎忙了吗？以后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给你下点药，他必然会后悔，把这都收回去。还不如光抓兵权，想花钱从官府里拿就是了，这才是上策。”
老忽恍然大悟：“高，是咱想简单了。”他立刻找蒙哥，蒙哥同意了他的请求。
姚枢其实非常清楚，虽然中原久经战火，民生凋敝，但如果论蒙古帝国所辖疆域的富庶，这里还是第一。他更明白，蒙古人也好，色目人也罢，他们中绝大部分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什么治理天下，而是搜刮财富来了。忽必烈把这一切都揽在手中，别人会不眼红？
儒生们更不是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一直压制武人？姚枢这是在告诉老忽，为了将来的大业，现在做人要低调。
从这里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个时候，儒生们已经在帮忽必烈谋划如何得到帝位。姚枢的担忧，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蒙哥即位的第六年，忽必烈在汉地已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而且他还大肆重用儒生，这就必然导致了一些蒙古贵族的不满，同时也使得蒙哥有所警觉。
元史《姚枢列传》记载：“或谗王府得中土心，宪宗遣阿蓝答儿大为钩考，置局关中。以百四十二条钩考经略宣抚司官吏，下及征商，曰：‘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悉诛之。’”
宪宗七年，果然有人给蒙哥进言：老忽在中原太得人心了，您需要防备啊。蒙哥就在关中设立了审计署，任命阿蓝答儿为审计署长，根据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审查各级官员，包括随军贩运的各种商人。并且他还下令：“审查完毕后，有问题的人，除了汉军的两个元帅刘黑马和史天泽需要上报外，其它的可以就地诛杀。”这明显是找茬，而且显然是要对付忽必烈。
“世祖闻之不乐。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
忽必烈不高兴是肯定的，可能还很愤怒。但姚枢劝他要低头：“蒙哥既是君又是兄长，大王您是弟弟、是臣，这事不能和他太较真，如果您因为这和他疏远，那您就是在给自己找不自在。咱看你还不如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草原，做久居状，他的疑心自然也就消了。”
“世祖初难之，后思之数日，乃谓枢曰：‘从汝，从汝！’时宪宗在河西，闻之不信曰：‘是有异心，’曰：‘来，诈也。’及世祖见宪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罢钩考局。”
忽必烈开始还拉不下脸来，可是经过反复权衡，终于还是听从姚枢的劝告，放下身段携全家至草原。他的做法，蒙哥还开始不相信，认为其中有诈。可是等忽必烈真的来了，结果亲情战胜了理智，连老忽的辩解都没听，直接就把所谓的审计署给撤了。
如果你认为姚枢不过是在帮助忽必烈谋图帝位，那么《元史》中还记载：“枢又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姚枢早在蒙哥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建议在汴梁设立屯田经略司以作为进攻宋帝国的准备，为了便于利用黄河转运粮食，他同时又建议在卫州设立都运司。
可是这个富有远见的姚枢，同样有宋人的背景，他到底算哪一边的？为什么后人很少指责他呢？
1257年，蒙哥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他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儿、李璮等人攻两淮，牵制宋江淮地区的兵力。又命另一大将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从侧背攻击南宋。这个兀良合台的儿子，就是在焦山击败张士杰、刘师勇，后来灭南宋的蒙古军两大统帅之一的阿术。蒙哥自己则亲帅蒙古军主力攻四川，准备在夺蜀之后，顺江东下，于第二年和诸路大军会师长沙，直捣临安。
这个战略多半还是借鉴三国时晋先灭蜀、后灭吴的路数。但蒙哥决没有想到，这次进军对他来说，是一条不归之路。
自1258年下半年率军入蜀以来，蒙哥一路摧枯拉朽，所经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但是，在钓鱼城下，他遇到了一生真正的克星。
南宋和蒙古的对抗，主要集中在三个战场：一个是荆襄地区，另一个是江淮地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四川。四川的重要性就在于，一旦失去，将使对手能够顺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内部的争斗，无法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积极地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遣名将余玠入蜀。
《宋史余玠传》中记载，余玠曾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余玠曾对理宗皇帝说：当今天下的世家杰出子弟、科举考试出来的士人、乡村里的豪杰，只要一从军，就被认为是粗鄙之徒、樊哙之流。愿陛下对天下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偏向，偏，必然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不是国家之福。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帝国当时还是有很多慷慨豪侠之士的，他们不是不愿意报效帝国，但帝国掌权者的态度、社会习俗的看法，却使这些有热血的人心冷。
在有些人眼里，武人很粗，没错，很多时候就是“细”好看，但如果要是把腰也弄得像墙头草那样细，哪就是在扯淡了。
当时的情况是，从理宗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朝廷共任命了“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但这帮废物却弄得整个四川号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为政，形势大坏。直到听说余玠入川，川地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开始有定居的意思。“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受命于帝国危难之际的余玠，带着十年收复全川之地的目标，“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在这其中，播州冉璡、冉璞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余玠入川后认为，“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于是就设立了招贤馆。冉氏兄弟听说后跑来，“居数月，无所言”。这两人混了几个月，觉得不掏点东西说不过去了，于是单独请见余玠。
“‘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冉氏兄弟说：“咱兄弟吃您的、喝您的，啥事也不干，让您被人看笑话了，但咱们也是想给你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见解。从眼前的西蜀形势考虑，关键是在迁合州城吧？”
余玠闻言大喜，拉着两人的手：“俺一直有这个感觉，只是不知道该咋办而已啊。”
这两人就又说道：“蜀口之地要讲险要，没有超过钓鱼山的，如果合州迁到哪里，再派上合适的兄弟屯粮坚守，它远胜十万大军。成都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余玠随后就上奏朝廷任命这两兄弟全权负责此事，但所有人均反对，“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
“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
余玠很有魄力，他怒斥众人：“钓鱼城建成，蜀安，不成，责任我来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修筑了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十余个山城堡垒，这些城堡均依山设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做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粮，互为声援，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但余玠的强势，却使他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当时的丞相谢方叔等人，造谣中伤余玠。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玠回朝，余玠闻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说是服毒而亡。川民闻听莫不像失去父母。“宝祐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我们的帝国总是干这样自毁长城的鸟事。但余玠的心态，实际上是反映了岳飞的遭遇，给帝国武将带来的阴影。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而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还于某日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此城。
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大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元史》载，蒙哥于六月患了病，七月死于城下。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这时已经攻至潭州（今长沙）城下。蒙哥的失败，使得三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等地，并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而后，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内争，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就此停止。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帝折鞭处”。
蒙哥的死，无疑是对蒙古帝国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儒生们看来，这对忽必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