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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当北元帝国书枢密院事、中书左丞董文炳最后一次睁开眼来时，他先看向床边上一个匣子，再看了看跪在床边，哭得像泪人似的儿子董士选，在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文武双全的名将，甚至后代有人称之为北元第一汉奸。但从更深的角度说，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他自己身上。
董家原先是北宋河北西路的真定府藁城人氏，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宋人，后来女真入侵又成为金人。董文炳的父亲董俊，为了保全家族投降北元，而且他还曾奉史格的父亲史天泽为帅，因此汉军三大世家之间其实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董俊死于其后北元对金的征战中，那年董文炳十六岁。
董家之所以后来超越了其它两家，更为忽必烈看重，首先是董文炳自身非常有才能；其次是更早的汉军元帅张柔、史天泽等人去世，这个时候，董文炳就已经算是老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很早就跟随了忽必烈。
历史上的蒙古帝国在蒙哥（宪宗）当政期间，为征服南宋帝国，曾经实施了一个大迂回战略，即通过征服当时的云南大理国（宋之前称南诏），从西南部包抄宋帝国。这个计划的执行者，就是忽必烈。董文炳就是从哪时起，开始追随老忽的。
“世祖在潜籓，癸丑秋，受命宪宗征南诏。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番，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踯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厉，期必至军。会使者过，遇文炳，还言其状。时文炳弟文忠先从世祖军，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厩五马载糗粮迎文炳。既至，世祖壮其忠，且闵其劳，赐赉甚厚。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
董文炳带四十六人跟着老忽征云南，途中人和马死伤殆尽，到最后只有两人还活着，这两人挟着他步行，一路上以死马肉为食。当时的“小董”革命意志绝对的坚定，坚信他们定能和大部队会合，结果他们还就真的遇到了元军的使者。使者回去一汇报，老忽感动啊，他立刻派董文炳的弟弟董文忠带着马和粮食去接应他。到了之后，更是大加赏赐。等以后老忽把事情交给他办，他件件做的很地道，从此大受老忽重用。
董文炳深通为臣之道，他知道董家有宋人的背景，所以就更紧密地“团结”在忽必烈的周围，他一生做事极为谨慎。元军破临安后，帝国宗室、端宗皇帝的亲祖父福王赵与芮被带到大都，他大肆贿赂北元亲贵大臣，只有董文炳一人不受。
但正是由于宋人的背景，他宋人打宋人，所以后来才赢得了第一汉奸的名声。而张柔、史天泽等人，从祖先开始，就一直不属于宋人。在这个没有民族大义的年代，虽然也令人不舒服，公平地说，还是有点区别的。
站在皇宫里的忽必烈，闻听董文炳去世，忽然像又老了几岁。这是他最忠心耿耿地潜邸旧臣，也是他身边难得的、富有远见的人才。他抚摩着董士选送来的、他的大兄留给他的匣子，心中痛惜不已。
他打开匣子之后，看到里面有一张纸，那是董文炳留给他的最后一份奏章，但上面只有一行字：“蒙古军南下，汉军北上。”看着这几个字，忽必烈的眼神更复杂了，因为他知道，这几个字里面隐藏着的，是帝国的秘密。
董文炳曾经是藁城县令，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才十七岁，但他因上司收刮民财、贪得无厌，不愿与之为伍，终究挂冠而去。他之所以后来追随忽必烈，其根本的原因，是老忽“汉化”了。而老忽的这个“汉化”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他登上帝位的过程。
在老忽被“汉化”的过程中，他的引路人，应该是另一个被汉化的原辽国人，耶律楚材。这个耶律楚材对蒙古帝国非常非常重要。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虽经他的整合，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但开始时，实际上还是一个部落国家。这里面的兄弟，除了会放牧，就只知道抢劫。周围的国家和地区讲难听点，就是他们的银行、仓库，需要了就去抢一把。他们根本不懂得治理国家，自己的部落还没有完全收拾利落，连文字都没有，开始的时候，经常用的还是畏兀尔文，其他的就更不要提了。
是耶律楚材，为他们这个武装抢劫团伙，初步建立了一整套规矩。耶律楚材给蒙古人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他“教育”蒙古人，不要吃像太难看，要“文明”点地捞钱，也就是收税。
《元史·耶律楚材列传》载：“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在铁木真时期，蒙古人不断地在西域征战，因为根本不懂如何管理那些被占领的土地，所以从来只知道杀人、抢财物、强奸女人，然后将那地方整成荒芜人烟的白地。唯一知道点的，就是把哪里变成他们的牧场。下面的人搜刮民财成为巨富，可是国家却无半点储蓄。就这样，下面的人还想把中原的汉人全赶走，把农田变为牧场。如果按他们说的做，北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丢掉性命。
是耶律楚材告诉他们：“还是留下汉人好，哪样咱们可以来收税，这些税足以满足大汗您南征的需要，谁说汉人没用呢？”当时的元太宗窝阔台也像听天书一样：“有这样的好事？你弄给俺看看。”
耶律楚材就把当时的蒙古帝国分成了十路，分别派去了收税的官员，结果到了秋天，这些人就把大批的金银布帛呈送在大汗帐下。蒙古人这下才开了眼。
留下那些南人让他们耕种、劳役，回头派个官来就能收钱、收粮、收绢，而且年年都能收，怪不得南边始终这么有钱。靠，看来以前把那些人都杀了，是亏大发了。蒙古人恍然大悟。
这个事情大约发生在窝阔台为汗的1231年。忽必烈一定知道、而且很可能亲眼目睹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因此，这应该是对老忽影响深远的一次“小学教育”。老忽从此开始悟道了，而且比所有蒙古人都悟得更彻底。也正是因为他在其他蒙古人眼里，悟道悟得过了点，所以后来惹了一大堆麻烦。
但老忽那时候还是“小忽”，没见过什么世面，在这个过程中高低还是被忽悠了。
窝阔台吃了一惊后，忍不住问了耶律楚材一句：“你这老儿的确有点本事，整天在咱面前晃悠，啥事不干就把钱给整来了，和老子说实话，南边的那帮家伙和你比怎样？”
耶律楚材这个被“汉”了的家伙，就用“汉”的方法又谦虚了一下：“人家哪里都是高手，咱这低手，只能待在北地，所以被陛下您给逮住了。”
这要是在汉人哪里，别人早就明白了：得，这过分谦虚，肯定隐藏着骄傲。就是窝阔台也不是不明白。但听在当时的“小忽”耳朵里，他一定想到：“是啊，这个耶律楚材也就是学汉人儒生的，他一个旁门左道的第N代弟子都能弄成这样，那要是儒生们来弄，岂不是弄得更好？人家才是武林正宗。”从此，他就对儒生们有了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景仰之情。
等他的兄长蒙哥即位，让他管中原之地的事务，“诏漠南、汉地军国之事，悉听帝裁决，”他就求贤若渴，大肆聘请儒生，到处收罗人才。《元史》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籓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这个时候，邢州是他的封地，他手下的汉臣刘秉忠、张文谦向他进言：“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为了慎重，也为了再度考察一下儒生的本领，于是，老忽就在哪里先搞了个改革实验。“以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轻徭薄赋，期年户增数倍。”
儒生们所采用的，其实也就是古今中外到目前为止屡试不爽的绝招，减税。结果百姓就自动跑回来了。
由这也能看出，要想某地发展，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咱们后世的人都知道，个税少点，人多点，税基一大，总体收入还是增加。但老忽一看，正宗就是正宗，祖师爷就是祖师爷，光人头税都能一下多收好几倍，要是地方再大点，这还了得，于是他就更重用儒生了。“自是帝益以儒者为阿用。”
他这样礼贤下士的姿态一摆，儒生们的立场，马上也就变了。
中国的儒生们有大义吗？当然有，这个大义就是维护儒家的道统。你是不是“夷狄”咱不管，就看你是不是施“汉法”。而“汉法”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国。
老忽重用儒生，儒生们自然投桃报李，也就大力支持忽必烈了。
忽必烈很快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儒生、汉臣，并在中原汉地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这其中代表性的有三人：刘秉忠、姚枢和郝经，这三人对老忽后来登上汗位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有这帮人在，你也不可能风平浪静。无论忽必烈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早已经在考虑，将忽必烈推到蒙古帝国最高的位子上去。
但忽必烈要想登上北元帝国的最高处，光靠他在汉地培养的势力，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是蒙古帝国。这些汉臣和儒生只是他前进道路上的助推器，他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他的父亲、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拖雷。是拖雷本人，为黄金家族的这一枝，统治帝国最富饶的土地，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