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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北魏帝国宣武帝元恪从各个方面都不愧为孝文帝元宏的“合格的接班人”，把元宏“全面汉化”、“迁都洛阳”、“南下征服”的既定国策执行的有模有样。但是，我在上一章末尾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尽管元恪在和其父皇元宏的比对中处处不落下风，但是历史上的北魏帝国确确实实是在宣武帝朝盛极而衰下去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们之前的比对中只是对元宏的国家战略、既定国策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战略的落地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来匹配，而资源是什么，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和“钱”。像孝文帝“全面汉化”、“迁都洛阳”、“南下征服”这些大战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来做坚实后盾，方可平稳推进，逐步实现。
我们先说“人”，我曾经在以前章节介绍过北魏世祖拓跋焘的“太武灭佛”的故事，拓跋焘表面上因“刑事案件”对“佛教”的打击，其内核却是深谋远虑的和当时大量的佛寺争夺人力资源的国家战略，通过逼迫众多的僧众还俗从事生产，而为帝国交租纳税，支援前线战事。
拓跋焘的铁腕政策和对外征伐，导致帝国疆域大大拓展，但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到了文成帝拓跋浚和冯太后时期，这一对“史密斯夫妇”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放缓了对外征伐的脚步，对人力资源的渴求也就没有那么急迫，在宗教信仰上也顺应民情，允许良民出家，但规定指标，大州50人，小州40人，偏远州郡10人，同时各地佛寺也在有限度的恢复。
从北魏帝国当政者对佛教暧昧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佛教对于当时的帝国确实是起到了一把双刃剑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数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的时期，天下生灵涂炭，而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将加重老百姓在兵役徭役等各个方面的负担，所以当时人民的生活处于极端悲苦之中。但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常年处于乱世的人民的战斗能力和反抗能力也是我们如今处于和平年代的人民无法望其项背的（这种战斗的基因历经十数代的遗传以及后天实践的淬炼所锻造出来民族的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也正因为此，史书记载北魏帝国的民变暴乱简直是数不胜数。而佛教的教义是引导人民向善，就算今世生活悲苦，也是因为前世作孽太多得到的报应，只要安心受苦，苦心修炼，就能在来世修的好运，甚至能得道成佛，不在这苦难的六道轮回。佛教的这一“功能”对于安抚民心，促进国家稳定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功效。所以北魏帝国当政者自然愿意让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传播。
但另一方面，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佛教传播过广，信徒过多，就会和国家争夺宝贵的人力资源，使得帝国在兵源等方面捉襟见肘。同时，佛教相较于其他宗教来说（比如基督教、***教），更加的平和，对异教徒也更加的宽容，如果这种思想转播太广，无疑会大大削弱人民的战斗意志，这对于帝国扩张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所以，北魏帝国对于佛教的态度就十分微妙，关键就要掌握一个“度”，但这话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可就难了。
史载到了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476年，冯太后毒杀献文帝扶持孝文帝上台那一年），京城内寺院就有100多所，注册僧尼2000余人，全国寺院达到了6748所，注册僧尼77258人。僧尼人数急剧扩张，有逐渐失控的趋势。
到了北魏高祖逐渐执政的太和年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连年南征，出于对人力资源的渴求，史载孝文帝在尊崇佛教的同时，还出台政策，明文规定每年固定时间允许大州剃度僧尼100人，中州50人，小州20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僧尼人数。
但是到了世宗宣武帝元恪时期，他完美继承了冯太后、孝文帝尊佛的传统，却把“控制”忘到了九霄云外。史载元恪非常喜好佛法，常常在宫中亲自讲论佛经，广招僧众，辨明义旨。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国上下掀起了崇尚佛教的热潮，到了元恪执政后期，全国寺院已经多达13727所，僧徒已经不计其数了。
元恪主导的“崇佛”的热潮，无疑大大削弱了帝国的人力资源储备，更加可怕的是，随着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原先横刀立马、纵横四海的鲜卑铁骑的意志品质也会被极大的腐蚀。军旗还是那面军旗，可军旗下的士兵已不是当年的士兵了。
说完了“人”这个资源，我们再看看“钱”。翻看《魏书》，不难发现，北魏帝国的当政者都非常节俭，像世祖拓跋焘、文明冯太后、高祖元宏，史书都不止一次记载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正因为执政者这样的处世哲学，也使得这些时期的北魏官场也相对清明，贪污腐败现象鲜有记载。好钢用在刀刃上，国家财政收入都用在支援大型国防建设以及前线战争中去了。
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到了宣武帝元恪那里，却完全没有继承下来。尽管史书给元恪个人评价中也有“节俭朴素”之说，但我们可以看到元恪在重建新都洛阳，以及大肆兴建佛寺方面，花钱都是大手大脚，这可比他穿几件丝绸衣服，吃几餐海鲜象拔蚌所浪费的国家资源大的多了。
更有甚者，北魏帝国的官场在元恪一朝开始迅速腐败起来，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成风，以攀比炫富为荣。
史载河间王元琛是北魏帝国有名的大富豪，他是如何的穷奢极欲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就说他曾经跟人说过：“晋朝时的石崇，乃是一个平民百姓，还能载饰有雉翎的豪华的帽子，穿着用狐腋拼成的昂贵的裘皮大衣，在鸡蛋、薪木上雕画图形。何况我这堂堂的大魏国的王爷呢。我这样做一点也不算豪华奢侈。我一点也不以见不到石崇而感到遗憾，遗憾的是石崇他见不到我啊！“石崇是西晋知名大富豪，他和皇舅王恺斗富的故事传播甚广，元琛连石崇都看不上，其炫富狂妄可见一斑。
史书还记载章武王元融看到元琛有这么多的稀世珍宝和财物后，感到异常郁闷，竟然酿成疾病，回到家中，三天卧床不起。江阳王元继前来探病，劝慰他说：“你的财产富可敌国，为什么羡慕别人到得病的地步？“元融说：“你有所不知，曾经有人说高阳王元雍比我有钱，谁知道又出了个河间王元琛，他的财富让我望尘莫及，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通过这些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元恪一朝，北魏帝国的官僚机构在迅速的腐化堕落，国家的财政收入被各级官员不断节流，中饱私囊。而元恪在打击腐败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作为，甚至还推波助澜，有意放纵。
所以，综合元恪的种种表现，尽管他在很多方面都不愧为孝文帝元宏的“合格接班人”，但他却不能继承前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运用方面出了大问题。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元恪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最终导致北魏帝国在完成“统一天下”的既定战略目标上后劲不足，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遥想孝文帝当年，意气风发，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全面接收汉文化，以图完成其统一天下的“鲜卑梦”，但是他可能万万没想到，他的接班人元恪，以及跟随他南渡的北魏帝国的各级官员在他死后，腐化堕落的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北魏帝国在完全消化、融会贯通汉人治理国家的经验之前，先把汉人官场的种种弊端学了个十足十，并持续的发扬光大了。
掩卷长思，我真的不想用“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这样刻薄的词语来形容“汉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孝文帝元宏，可我又实在想象不出来更贴切的形容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错了吗？我们似乎也不能这样武断去说。元宏如果能多活几年，北魏帝国就一定能统一天下吗？这中间变数太大，我们也很难去猜测。那么元宏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前一段网上关于马云“996”的说法的争论似乎能给上述问题一个答案。我在这里不想评价马云的出发点和价值观，但我在这个事件上能够体会到像马云这种站在金字塔上层人士的思维逻辑，他把自己对这个事业的热爱、偏执、牺牲、喜悦等情感毫无保留的默认安插在了他的继任者甚至全体员工头上。
但不幸的是，人是多样性的，你认为很自然的事情，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无理，“彼之蜜糖，汝之鸩毒”，就算你逼迫别人去接受你的观点，但别人执行起来也会大打折扣。
就像孝文帝元宏一样，他的“一统天下”的“鲜卑梦”需要“合格的接班人”一代接一代的去完成。但是，他偏执、苦修、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特质并不是一般的“后来人”可以轻松继承的。对比来看，元恪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则更像个正常人，他领导的这一代北魏帝国的官员，在中原这个花花世界迅速沉沦堕落，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体现。
我们的国家目前也正在进行着孝文帝似的改革，北魏帝国的往事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我们同样不能寄希望于人性的自律，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反腐倡廉”，“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等方面，一定要有超越人性的把控手段来约束当政者的行为方式，从而能使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有一代又一代“合格的接班人”来为我们领航。而这种上层设计，需要有非凡智慧的领导人和决策者来逐步谋划推动。
再说回我们的连载中来吧，元恪死后的北魏帝国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下一章再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