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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和民
乔国桢同志离开我们40周年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洪流中,我与他有过共同战斗的经历。他那忠心耿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脑海里。
陕西华县高塘塬上的农民运动是很有基础的,早在1925年,我们就开展过打土豪的斗争,杀了反动民团的总团长孙景福,组织过公民会。1927年5月,陈述善同志任高塘民团总团长,我任副团长。这是我党在渭华地区所掌握的一支民团武装。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加速武装暴动准备工
作,调整了高塘民团的领导。陈善述负责华县县委军委工作,我任总团长,并调乔国桢同志来高塘。国桢化名王拯民,任民团教练,人称“王教练”。他来到高塘总团后,就向党组织建议整顿团务,清除思想落后、旧习气浓厚的团丁,由苦大仇深的农民和党、团员充当团丁;特别是要撤换那些旧意识很浓的队长,由共产党员接任,如李丕山烈士就是这时候来民团任队长的。在政治、军事训练中,国桢同志以广州农讲所为榜样,努力实践毛泽东同志的农运思想。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要求,上至总团长,下至伙夫、勤务一律参加军事操练。甚至连高塘学校里的一些党、团员也自动前来接受训练,使高塘民团工作的面貌为之一新。在训练过程中,国桢同志总是身先士卒,与团丁们同甘共苦,受到大家的爱戴。他还亲自前往许权中部队联系,争取军队对农民武装的支持。我记得他曾从许部带回很多的子弹和手榴弹。
在武装暴动的准备过程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同志等曾来高塘镇视察工作。他们指出:为了扩大高塘塬的农民武装力量,除了加强对以民团为基础的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以外,还有必要积极主动地作争取青洪帮和其他民间武装的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R·B团,直接由省委领导,开展对民间武装和青洪帮的工作。国桢同志常亲自带领队伍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到不少的枪支弹药,并为省委筹集到很多资金。我们用党的革命思想教育那些绿林人物,使他们逐渐放弃打家夺舍、劫富济贫的斗争方式,而与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粮食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成为渭华暴动中农民武装的一个组成部分。
恶霸地主王文凤和姬捷三勾结县主薄李镇山(后为清乡局局长),向县长段紫光行贿5000元,买得高塘总团正副团长的委任状,同时对我又以擅自杀人罪(实际上是指乔国桢同志领人镇压恶匪头子武占彪之事)撤职查办。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派人刺杀县长段紫光;另一种就是乔国桢、陈述善的主张。他们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保持高塘民团武装的领导权,设计镇压王文凤和姬捷三。我们采纳了乔国桢的意见。于是,我们向县政府表示同意王、姬二人来高塘交接,并在1928年3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欢迎”新任团长上任。在大会开始时,突然将王、姬二人捆绑上台,“欢迎”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会上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霸。大会接受群众意见,对王、姬二人宣判死刑,吓得他们面如土色。后来出于慎重起见,未对他们执行死刑。段紫光电告宋哲元,请求派兵“围剿”高塘民团、高塘学校和谷墩学校。
不久,宋哲元果然派渭南驻军师长田金凯带领约一团人马,对高塘民团和两校发动突然袭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已有警惕,陆续将团丁和武器分散到各村,敌人扑了一个空,我们只损失了几杆破枪和一些手榴弹。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抓走了李维俊校长,并将其杀害。
田金凯部队返回渭南的当天晚上,我与乔国桢、陈述善三人秘密来到姬家河钟金耀(即钟师统同志)家里,在他家建立民团临时指挥部。我们白天在钟家不出门,晚上分头到各村活动,积聚力量,重整旗鼓。
几天后,县政府就派李镇山带着50余人来高塘驻守。他住在镇上大商店敬胜隆号,神气十足,准备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向县委(代号文华)写了一封信:请求由渭南调50支手枪来,并表示要与王教练亲自率队打进敬胜隆,活捉李镇山。国桢同志带着这封信去找县委,不幸在半路上被李镇山的人抓住,并搜出了他携带的信件。乔国桢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时,广盛义的经理吕建林对乔说:“你还不赶快向李大人跪下,说出赵锡琰(我当时的姓名)和陈述善的住处,就舍你一命!”国桢同志怒目而视,大义凛然地说:“跪下求饶?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叩头求饶的道理。”李见威吓不成,就缓和一下口气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与他见面谈谈!决无他意。”乔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他给文华的信了吗?信上明明说要打进敬胜隆,活捉李镇山。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与你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看到国桢同志充满信心,英勇不屈的神态,又想到高塘民团还能一次就从渭南调来50支手枪,说明这一带共产党的力量一定很强大,自己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就下令放了乔国桢。他自己也不敢继续待在高塘塬上,第二天就带领人马回华县交差去了。国桢同志这次传奇般地脱险,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高塘塬上农民武装斗争的威力。
1928年5月,渭华暴动时,高塘民团配合革命军,在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与国桢同志半年多来扎扎实实的工作分不开的。暴动失败后,我们都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陆续离陕而暂时分别了。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