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推荐：我修的老物件成精了 夜色浓时 七零军婚：冷面硬汉下跪求娶玄学大佬 顾总，太太发来了九十九份离婚协议 都市双修：未婚妻太多了，我全球选妃 放任 靠生子宠冠后宫 重生八零：不嫁军官，嫁纨绔
肖德印②
(一)
1926年12月,我们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农民协会。
成立大会是在大寨堡城南汉圣母庙前开的。那天飘着雪花,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是,到会的有一两千人。有拿红缨梭镖的,也有扛三股铁杈的,老远一看红彤彤的像一片火。当时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看人家去,我也跟着去了。卸坊村的大财东刘鲁堂也从三原县回来了,武字区民团团总王厚庵也在场,还有县上来的孙一君(他是当时中共三原县委的负责人之一)。这时候,一个庄稼汉打扮的年轻人,有20来岁,大个子,站在一张桌子上讲话。我不认识他,听口音是个外路人。听旁边的人说,他叫乔国桢,是从广州来的。这时候见他抡着胳膊,大声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
①摘自肖德印:《红旗初举》,原载1958年第10期《延河》。编者有删改。
②肖德印,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柿树坡人,已逝世。
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他还说了很多话。最后他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唐亦民、张振海等,说他们是农协的委员,问大家同意不。半晌没人吭声,后来不知谁喊了一声“行!”大家也跟着喊着:“行!”
选举毕了,乔国桢叫大家不要散,说有一案官司要大家来断。这时只见有一个人面对着大家,头耷拉着,站在桌子旁边,浑身直打战。
这人是北边朱村一个小偷,名字叫朱牛。他和另外一个小偷偷了人家的牛,牛主人告到民团王厚庵那里,王厚庵把朱牛捉住,拿了朱牛的钱,要放朱牛,牛主人不答应,一再要叫赔牛。王厚庵知道要成立农民协会,就把这件事交给农协来办,想来试试农协的软硬。
王厚庵是东边长坳堡人,是土豪刘鲁堂的走狗。这家伙是个捉贼放贼、坐地分肥的地头蛇。他名义上是民团团总,实际上是这一带的土匪头儿。群众对这家伙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有枪有人,又有刘鲁堂的粗腿,众人一时还把他扳不倒。
乔国桢到武字区后,早就把他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刨得一清二楚。今天在农协成立会上,想借朱牛的事做火药芯子,一下把王厚庵这个土皇上轰倒。这时,乔国桢在大会上把王厚庵的罪恶事实一揭,嘿,群众的情绪忽地一下子就起来了,简直像干柴遇上了火,梭镖乱摇,铁杈乱举。有一个人竟要用铁杈挑那狗日的。群众一齐吼道:
“打倒王厚庵!”
“铲除土豪劣绅,为地方除害!”
吼声真大,就像二月里的闷雷,震得整个陵前坳都动弹了!
于是农协会趁热打铁,当场宣布撤销王厚庵的民团团总,解散民团,成立农民自卫队。
会上还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减轻群众负担,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
(二)
我是个穷汉娃。父亲从湖北老家逃荒到这里,既没房又没地;母亲带着我给人家财东做饭,父亲和哥哥给人家打短工熬长工。民国初年,我还在西安梁府街印刷局当过一年多工人,后来回到家里还是没有办法生活,又到胡笠僧的部队当了兵。乔国桢同志早就把我的底刨清了。农民协会成立一两天,他就叫我去给他帮忙打杂。他经常给我讲,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只有扭成一股子起来闹革命。他还讲广东、湖南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都起来了,分土豪的粮食,还分田地。听了这些,我心中自然很高兴,盼着我们也能像人家那样干。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村外一处老坟地,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问他参加了共产党都要干些啥?他说党员要领着穷人打土豪,分土地,为咱穷人闯江山。我说:“行”。他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我说:“这没有含糊的,人来世上只能死一回么,咱不起来和那些狗日的干,也是没有活路,为了穷人过好日子,死了也值得。”他还给我说:“这事对任何人也不能说,连父母妻子也不能说。”1927年2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就在农协当了武装委员。
乔国桢同志真是个好同志,他对党的革命工作,真够得上赤胆忠心,坚强勇敢。我从来都没有见他发过愁,整天马不停蹄地跑到东村走到西堡,找群众交谈。他常给我说:“只要咱们穷人都跟着党来,谁也把我们打不倒!”
农民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威望越来越高,群众有大小事都来找农协。甚至连谁家家务不合,妯娌吵嘴,都来请农协评理。我记得乔国桢同志办了这样几件事情,群众叫好,土豪地主咬牙。
宋家河[焦村]的财东崔福成霸占了—个穷人胡老本几亩地。官司在三原县打了十几年,胡老本老输,把崔福成告不倒。农协会成立后,胡老本就告倒了崔福成。崔福成自然不满,但也不敢说啥。另一件是,大寨堡财东雒彦福当了贫农王大娃20亩地,当的时候当价是白洋。那年王大娃要卖地,交的当价是当时使用的那种纸票“流通券”。雒彦福不要纸票,硬要白洋,闹到农协后,自然判断的是给“流通券”。还有一件事:1927年我们这一带种的烟叶特别多,烟税很重。农协会为了减轻群众负担,给县上少报了烟苗亩数,那些狗豪绅知道后,就密告农协,说农协以多报少,营私舞弊。不几天,县上派来了查烟委员,想查个究竟。乔国桢同志把这位委员安顿在我们农协住。中午,他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你去到地里多弄些苜蓿菜,下午做白水煮苜蓿。”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一大锅苜蓿煮好了,我就给他们端饭。乔国桢同志接着就吃,吃得很香。那位“先生”拿起筷子,看了半天,在碗里挑来捡去,龇牙咧嘴地吃上半口。那家伙吃了半天,碗里还有多半碗,最后实在咽不下去了,说他这几天胃不太好,不能多吃。乔国桢同志又非常认真地说:“不要客气,好坏总得吃饱,可不能饿肚子呀!”吃完饭,那家伙给乔国桢说:“乔主席,我知道咱农民协会向来办事认真,烟苗兄弟就不再细查了,至于烟税请你看着办就是了,我还要到别区去。”
农协这样干,群众也都跟着农协来了。但是,地主豪绅和反动派都恨得咬牙切齿,暗地里开始打上我们的算盘了。有一次,王厚庵把几个豪绅请到他炕上,他从烟灯下坐了起来,说:“我今天说话觉得脸红,咱们一个个胡子多长,竟然叫姓乔的一个娃羔子把咱们踩在脚下,给脖子尿尿,这口气,众位都能咽下去?”
这些王八蛋早就恨不得把乔国桢一口活吞了,但是平时一见农民的红缨梭镖就吐舌头,谁也不敢乱动。王厚庵这一激,都把黑心掏出来了。于是,他们商量派人在楼底坡先暗地里干掉乔国桢,再收拾农协。
(三)
1927年5月里的一天,乔国桢同志心事很重地对我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南京惨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说我们今后得提防着些,眼睛放亮些。
阴历六月初五下午,中共三原县委送来一封密信,说县城里的军队要来陵前,叫我们注意着。这时候天已快黑了,我们以为敌人总不会今晚上就来吧。
好久没有下雨,天气热得厉害。晚上乔国桢同志到大寨堡有事没有回来,副主席唐亦民同志回家去了。我和少廷海四个人,拉了几页席睡在学校(农协会的办公地方)的院子里。临到天亮的时候才凉快了。我睡得正香,忽听得从墙外跳进来个啥,我一惊,往起一站,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就顺声倒了下去,接着又是两枪,从耳边擦了过去。
我心里很清醒,知道自己脸上中了枪。敌人以为我已经死了,拉了一页席盖在我身上,我也就静静躺着,心想只要挨磨得敌人一走,群众就会来救的。
天明了,敌人把几个同志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问乔国桢在哪里?
这时,我听见从外边又拉进来一个人,马鞭不住地抽着。糟了,一定是老乔。
“姓乔的跑到哪里去了?”敌人吼叫着。“不知道!”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回答着。
“那姓乔的共产头常在你家里住,你不知道?”敌人气得像狼一样地号叫着。
“人长两条腿,会走会跑,我怎么能知道!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捉吗!”这声音很大,我一听知道这人是薛育文。他是个穷光棍汉,乔国桢同志常肯在他家里住。这时知道老乔真的走脱了,我心里真高兴啊!
“弄几页板把狗日的埋了,这么热的天,一会儿会臭的。”听声音知道这是土豪雒彦福。我心里不禁一惊:“这回怕逃不脱这狗日的手了!”
王厚庵也来了。他问:“打了的是不是乔国桢?”雒说:“不是,没有弄住。”
王说:“没有到大寨堡子去找?”不知谁说:“去过了,没见人。”
“他还能钻到牛尻子里去,不把这土匪头干掉,实在不能解恨。”他对革命仇气多大。
太阳偏西了,敌人还没有走。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太阳底下,这时我浑身跟火燎的一样。
正在这时候,猛的有人把我身上的席揭去了。喊道:“排长,这家伙还没有死。”
这一下完了。我浑身鼓足劲,等着枪响。可是,那排长却说:“没死,算了!留个活命,又不是头儿。”
敌人刚一走,群众就拥了满院。我妈一进来扑在我身上哭得气都上不来了。几个老太太给我熬红糖水喝,说是怕咽下去血,结在肚子里。当天连夜就把我送到富平庄里镇一个医院里。
(四)
住在医院里,我心里总不定,老乔现在怎样,跑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天,我们村里一个人来看我。他悄悄对我说:乔国桢和唐亦民同志来看你,到庄里街上被捉住送到三原押起来了。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醒来后又是两股眼泪。
我胡思乱想,竟抱怨起他俩来了:为什么要来呢?就是我死了才只一个。这一下,就是我的伤好了,出去找谁呢?今后的工作又该怎么进行呢?在医院里我实在住不住了,伤一下也好不了,干脆就回来了。
回来一看,每天到县里探望老乔和唐亦民的群众络绎不绝。有的从自己家里打了“石头干饼”送去,有的在街上买的西瓜送去,保状呈文送个不停。有的群众提议,如果乔国桢同志真的牺牲了,要给他修座庙。敌人一时怕惹怒了群众,对他俩没敢杀害。后来经许权中同志的营救,才被释放。
老乔回到我家里,我俩一见面,那股高兴劲就甭说了。但他好像根本没有遇见过什么危险似的,反来给我壮胆。他问我:“害怕不?心里没有松劲吧?”
我说:“有啥害怕的!咱们要革人家的命,敌人自然要弄咱们。有他们就没有咱们,有咱们他们狗日的也别想活!这才是个开头,出水再看两腿泥。豁出这条命也得跟狗日的干到底,回头路我不走。”
他说:“只要你心里不含糊就行!我们党员永远也不能动摇。的确,这才是个开头,真正的斗争还在后边哩。看来我们非抓枪杆子不行,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呵。”
我问他今后咋办,他叫我先把伤治好,把基本群众团结好,等他给陕西省委把情况汇报后,看上级的指示再说。
(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第一版《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