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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贵\t林锦文
乔国桢(1907—1945),原名如桢,陕西葭县(今佳县)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
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生于葭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清末秀才,务农兼做小生意。乔国桢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自幼随父读古书。1918年入私塾。1920年入
店镇小学。1922年入葭县甲级师范,后转入山西汾阳教会学
校———民义中学。1924年夏考入陕西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党组织派乔国桢赴燕京。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入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在燕京创办的学兵队学习军事。
1926年春,国民军第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乔国桢回到燕京,由中共北方区派往广州,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学习了四个多月。后来他回忆说:“在一生中,感觉到受益最多的是在广州讲习所的时候。当时毛所长对我们说:‘现在中国革命主要是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没有农民就没有饭吃,不解决农民问题,任何中国问题都是解决不好的。我希望你们一生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服务……’这些话深深地刻我的心上,我是至死不会忘记的。”
乔国桢从农讲所毕业后回到陕西,先在富平县,后去三原县武字区开展农运。1926年12月14日,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协会,他任主席,同时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农会宣布取消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烟禁毒,威望日高。乔国桢还注意发展党员,建立了大寨党支部。
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24日,渭北地区农运办事处召开会议,乔国桢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报告了武字区农运情况和经验。武字区农运经验很快在渭北推广,农民群众称乔国桢为“农运大王”。
土豪劣绅对乔国桢恨之入骨,阴谋杀害他。1927年7月,三原国民党“清党”,捣毁农会,乔国桢被捕,后被党组织救出。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看来我们非抓枪杆子不行,不能等着挨打。”12月,中共陕西省委乔国桢派到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任华县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公开职务是民团军事教练,组织农民加入民团,进行军事训练,初步掌握这支农民武装。1928年3月,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着反动军警进驻高塘景胜隆,逮捕了乔国桢。在敌人面前,他毫无惧色地说:“我们明天就要打进景胜隆,活捉你李镇山”李镇山吓得冷汗直冒,下令松绑,带着人马慌忙退回县城。
1929年,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委任为中共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领导横西煤矿工人开展斗争。不久,省委又派他去唐山,任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他到林西、赵各庄矿区开展工运,成立林西矿党支部,领导工人同黄色工会做斗争。敌人将他逮捕,监禁在国民党唐山市党部,七天后,他翻墙脱险,回到天津。
1930年初,乔国桢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并参加河北省委工作。在每次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掩护同志,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4月,因叛徒出卖,乔国桢再次被捕,与傅茂公(彭真)等被关押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狱中有党的秘密组织,乔国桢担任支部组织工作,后任书记。通过绝食,政治犯取得了反对虐待、改善生活待遇等斗争的胜利。敌人为了折磨乔国桢,将他与有肺病的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使他染上了肺病。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专程到北平河北省委汇报狱中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工作。不久,因党内出现叛徒,他与殷鉴、薄一波、杨献珍、赵镈等200多位同志被捕。乔国桢被关押在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斥作旁证的叛徒,被判处死刑,但未马上执行。薄一波、乔国桢等利用东北军军法处元老派和宪兵司令部新派的矛盾,秘密领导难友们进行“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因此得以减刑,乔国桢也被改判为八年徒刑,送进北平草岚子监狱。狱中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有病也得不到治疗。他肺病复发,日益加重。监狱长怕乔国桢死了不好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
乔国桢出狱后,一面治病,一面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主要担任联络工作。1935年5月,叛徒供出了北平市委组织,正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丁家花园五号养病的乔国桢再遭逮捕。7月,他在同室难友的协助下,穿窗逃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乔国桢同夫人周铁忠绕道到达西安,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于1938年3月去延安。1939年,党组织送他去莫斯科治病。1940年10月,他从苏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工作。1942年9月,疆域军阀盛世才将陈潭秋、毛泽民、乔国桢等逮捕,乔国桢被关进疆域第一监狱。入狱第二天,乔国帧、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确定了狱中斗争四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乔国桢根据多年狱中斗争经验,秘密写下万余字的狱中斗争意见稿,教育同志们掌握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狱中生活条件极差,他的肺病严重发作,同时又患上伤寒病和肠胃病,但他依然坚持斗争。他说:“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在枷锁和病痛之下,他想的还是党的事业,难过的只是为党的工作做得不够。
1945年7月31日,七次被捕、五年坐牢的乔国桢,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严重肺病的折磨下,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原载广州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编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