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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是浑然一体的境界。
刀架在脖子上不回头，不是忘我。如果为了真理和挚情，是义。如果为了生活琐事，是犟头。锥刺股，头悬梁，箪食瓢饮，都不是忘我，是一个人往大里长的必需。雷锋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是忘我，是善行，是积德。一个人做这些好事时，调子不要拧得太高，也不要和政治觉悟挂钩，否则易有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指行善，而是幡然觉悟。顿悟是忘我。
还有大我和小我那种说法。小我是我见，我观万象。大我是见我，于万象中见证了我。小我和大我不是对立着的，不是小偷和警察，不是医生和病患。小我是清醒的，我思故我在。大我即忘我，是物我两忘。庄子讲忘我，用的是“丧我”“隐机”这两个词。往细处琢磨一下，真是讲得很透彻。
文学写作，要防止假忘我。什么是假忘我？还是举例子说吧。比如一个二胡演员，在舞台上演奏时，一边手动，一边摇头晃脑的陶醉，是“我”在醒着，是在表演。
再摘录杨朔先生《泰山极顶》里的三段，这篇文章写于1959年。
有两只小山鸡争着饮水，蹬翻了水碗，往青石板上一跑，满石板印着许多小小的“个”字。我不觉望着深山里这户孤零零的人家想：“山下正闹大集体，他们还过着这种单个的生活，未免太与世隔绝了吧？”
我正在静观默想，那个老道人客气地赔着不是，说是别的道士都下山割麦子去了，剩他自己，也顾不上烧水给我们喝。我问他给谁割麦子，老道人说：“公社啊。你别看山上东一户，西一户，也都组织到公社里去了。”
有的同伴认为没能看见日出，始终有点美中不足。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
杨朔先生1968年8月被迫害致死，死因至今都是含糊其词。有三种，一是当年造反派的说法，“杨朔因为对‘**’不理解，自杀身死”。二是“北京医院病历显示，杨朔因感染肺炎而逝”。三是1980年平反后新华社的报道，“杨朔同志受林彪‘***’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终年55岁（实际应为58岁）”。杨朔先生那一阶段“创作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可以参考1956年他写的一段自我述评。“我的政治思想，创作思想，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距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很远很远呢。不，有些观点、描写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这需要在斗争中继续好好改造自己，好好与工农兵结合，这才有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重读旧作，惭愧欲死！”这段话不是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是写在自己一本作品集扉页上的自识。
读这段话，再联系到杨朔先生的人生结局，真的觉着悲凉。他生活的那个年月是集体失真的，在荒唐时代里，再了不起的人物也难逃一小，因为时代是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