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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顺利，仿佛时间也过的快了，不觉得寒假以到二月二十日。
晚上，我们一家人在看电视，电视上有位官员在作“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演说。
“爸爸，你别听他的，他在骗人。”儿子认真的说。
“喜乐，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从哪听来的？”
“我们在外面玩，旱冰场、市场、网吧里的大人，都说现在当官的说的比谁都好背地里比谁都贪。”
王喜乐的话，触及到了人类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对于教育来说要用他能理解的方式把本质的东西告知他，因为生活就是善与恶组成的圈子，谁越早明白其中的道理对谁的进步越有利。
“喜乐，官员贪污是当今社会才有的吗？”
“我不知道。反正大人都这么说。”儿子摇摇头说。
“我明确告诉你，自地球上有人类社会后官员贪污就存在了，直到现在人类也没搞好这一政治文化建设。你看中东是不是天天在打仗，它都是官员贪污使民众离心离德造成的。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不管懂不懂你要牢记——我们的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党。等你长大待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候，你会明白爸爸今天所讲的话。”
“爸爸，我根本听不懂您说话的意思。”儿子不解地说。
“不明白。那我变个角度说说看你能不能明白点。人只有从小学好文化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爸爸，文化不能打人，不能骂人，昨能解决问题？”
“文化通过建设那它会演变成制度，而制度又可以改造人心，使之起到改造人作用。喜乐，你知道《论语》这本书吗？”
“爸爸你没问题吧，前几天我才把《论语》读完，还是你让我读的。”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可惜我们没有使之转化成制度那类东西，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化力。反观《论语》在日本社会却在发挥出了重要文化作用，因为一百年前日本也是官员贪污横行，在《论语》的影响下社会上掀起了'重义'还是'重利'的争辩，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在争辩中，一些人利用在日本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学知识，对其重新解释，寻找到传统儒学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并取得成功。其代表人物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涩泽荣一早年攻读儒学，一度投入政界，后弃政从商，先后创立参予建立第一银行、日本邮船会社等五百余家企业，成为著名的实业家。在从事实业的40余年里，涩泽荣一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写了一本名著《论语加算盘》。他指出：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否认富贵是‘人之所欲’，关键在于所取之道。涩泽荣一认为所谓道，指的是‘公利公益’，就是国家利益。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就是光荣的，符合‘道’的‘大义’。这样，涩泽荣一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大智慧，他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在《论语》的基础推衍出一套‘道德经济合一论’。涩泽荣一是一种社会本位伦理观，与西方个人本位伦理观不同，这种文化通过几十年的渗透影响到日本全国。直至今日，涩泽荣一的著作在日本企业家中仍然很受推崇。
喜乐，你记不记得去年看奥运会我给你说：在六十年代有‘日本制造’的商品由于质量问题遭人鄙视，1964年第十八届东京奥运会极大地激发了大和民族的自醒意识，到了60年代后期，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日本货成为优质、高效的同义词。我还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应验了'国运兴，体育兴'这句话。”
“记得。”
“其实，爸爸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是为了符合写文章的需要。真正让日本产品以质量成名于世界的是'涩泽荣一社会本位伦理文化所起的育心作用。‘在日本，公司是延伸意义上的'大家庭’，职员就像家庭的一员，尽管他们也有个人的私生活、自己家庭的私生活，但公司对职员是很注意的，就连家里有几口人，什么时侯结婚、结婚以后配偶生活得是否美满都要受到关注。这是因为，家庭生活安定与否，对职员本人的工作情绪和心情都会有影响，作为'大家庭'的家长不关心这些问题是不行的。
遵守公司的规矩、公司公共利益优先是很突出的日本式习惯。当公司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日本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另外，当公司的方针和政策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日本人虽然可以陈述反对意见，但在大家的意见决定以后，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如果不愿埋没自己则要离开公司，但这种情况非常少。
有时公司的利益也会和社会的利益不一致。例如，干了一些对公司有好处的事，但却构成偷税罪，或涉嫌行贿受贿。如果当政府追查得很紧、终于纸里包不住火时，就有殃及公司上层之虞，这时，当事人就要自己承担罪责，或者引咎自杀；留下一句“公司是永存的“有名的庄严口号从大楼屋顶上跳下去牺牲自己的并非绝无仅有。
同样，部下犯错误或多次侵吞公款的情部位况也屡有发生。如果在中国上级会把一切罪名推给部下，有时还会向警方告发部下，总之，是要想方设法以免连累自己，或给自己招来麻烦。但日本人则相反，身为上司的人将引咎辞职。因为有监督不利之罪，即使不直接在法律上构成犯罪，上级也不逃避或隐匿。
日本公司把这种共同意识培植到每一个职员身上，再转化为对品牌尽忠意识，视品牌的生誉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日本公司就是由受过这种训练的公司职员构成的，虽不能说到了一丝不乱的程度，但却形成了在其它公司难以做到的上下配合的共同意识。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企业如此，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像你刚上学常跟同学打架，经常逃避打扫卫生，而现在这些事你都愿意主动干了，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上升的表现。如果一个班级一个社会，一旦形成一种共同的群体文化价值观，如同民众心里播种了美丽的种子。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自己，愿为的国家尽到自己的责任。日本正是在《论语》这种文化影响下，他们在协作感、荣誉感、归属感、成就感、责任感等方面，产生了与别得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文化，对个体而言似乎可有可无，但对整体那就不一样了。原来，我给你讲过盖房子中石头、砄和水泥的问题。水泥就相当于文化。文化是一种连接体，只有它才能把石头、砄连在一起。变向的说也只有相同文化价值观的人才能团结在一起，树立法度，理顺差别，贤愚不轻，粗巧不弃，荣属归一，这样的国家才能顺大道通险阻成就于世。
像涩泽荣一在《论语》的基础上发展推出的新的'道德经济合一论'对日本的影响达到了什么程度，八十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世界首富后，由40家日本最大公司总经理级人员组成的仿美商业代表团团长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想讨论日本企业现在应该做什么，我们的议事日程上要讨论的是，现在日本应该做什么以及什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最好政策。我们只有在思考、制定、公布了正确的国家正策后，才能考虑它对企业以及对我们的公司的意义。真的，我们只有完全认识了什么是有利于日本人民和整个国家的正确的最好的社会正策，然后才能讨论经济学问题。喜乐，你看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多强!你说文化的力量大不大？”
“大。真的太大了。”儿子认真地说。
“贪污腐化是人类社会很正常的事，它正常到如同白天黑夜一样，也是善恶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常较量。”我说。
“正常较量。爸爸是不是像我们班一帮与我好的同学，与另一帮同学争斗那样？”儿子眼中一下射着光说。
这是拐到那了。不过，我想了想，王喜乐说的也对，人类小团体的斗争其实从孩子一出生，从亲爸爸还是亲妈妈那一刻就开始了。我连忙说：“对对对，你们同学小团体间的争斗也是为了利益，随着年龄的增大也会产生腐化。”
“我们小学生怎么会产生腐化。”
“喜乐，中国文化是种官本位文化，公器私用是这种文化的必然，你们小学生也不会逃过。”
“爸爸，我们小学生咋不会逃过，我们小朋友又没有权力，你说的公器私用是啥。”
“公器私用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我说一种现象看看你们小学生公器私用了没有，你们小朋友都是一伙一伙的对不对？”
“对。”
“在你们一伙中是不是都有一个小头头。”
“是。”
“小头头是不是会常指使最弱的那个小伙伴替自己干点活。”
“对。替做值日的时候最多。”
“这就是你们小伙伴中的公器私用。你说你们小学生有没有公器私用有没有腐化。”
“如果是这样那学生中的公器私用与腐化现象太多了。”
“所以说我想对你说市场上那些大人天天骂官员腐化你听都不要听，因为腐化与清廉是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它如同春夏秋冬那样会反复循环，而你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做好事情的本领。”
“爸爸，你说的我好像明白些了。”
“明白些就好。如果中国通过文化建设培育出一种新人，让你们一群群小团伙中的小头头，不再多指使那些弱娃娃多替自己做值日的时候，官员腐化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天下漂亮话最容易说，但做好具体事却非常难，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小娃娃真的会腐化。”王喜乐嘟囔着嘟囔着，他的注意力被抗战影片吸引过去了……此时，我深深感到四年级后的孩子其大脑思维以社会化了，一切虚假都不能瞒过它的眼晴，只是当下他们身体力量尚小缺少肢体反抗能力，仅此而已。
刘翔的影响力太大了，不觉中寒假到了最后一天，那帮与我打蓝球的高中生也变成了蓝球迷。
那天，下午打完篮球，像往常一样要进行十次罚球比赛，前面的高中生分别罚进三至六颗球。该王喜乐了，他稳稳走到离篮2米处的专属罚球点，然后随和地拍了拍球，脸色显得很平静，尽心尽力地一颗一颗地去罚，且每次拍球罚球动作过程都是一样的。
当最后一球应声入筐，王喜乐猛地跳起，并向空中一挥拳头，大喊一声“嘢”。他以十罚七中的战绩首次荣登首榜，而这一刻的喜悦是经过三年不懈努力收获的。
晚上，我打开王喜乐的寒假作业，看到十篇作文基本上都能够保证两页纸，这对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且在无人督促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